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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書記座談會上,最年輕的發言者陸銘匯報了什么

    作者:   信息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發布時間: 2020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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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4日下午,習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若干位專家代表參會,9位專家現場發言,從各自專業領域出發,對“十四五”時期發展環境、思路、任務、舉措提出了重要意見和建議。參會的其他專家亦提交了書面發言。

      陸銘教授是9位現場發言專家之一。作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市政協委員、民建上海市委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他長期研究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已出版《大國大城》《空間的力量》等著作。

      這次座談會旨在對“十四五”規劃編制提出意見和建議,陸銘提出,在城鄉和區域發展方面,如果一些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得以解決,將能產生巨大的“制度紅利”。

      對此,他認為,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仍存在諸多結構調整的空間,應強化都市圈的增長極作用、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優化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加強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資、增強土地和住房管理的靈活性等政策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生于1973年的陸銘,是這次發言專家中最年輕者,“70后”學者進入建言獻策核心圈,也是為高層智囊團注入新鮮血液。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圍繞座談會內容和精神,《中國經濟周刊》第一時間專訪陸銘,對話如下。

      《中國經濟周刊》:這次座談會的背景是對“十四五”規劃編制提出意見和建議,您主要針對哪些問題做了建言獻策?

      陸銘:我這次的發言主要圍繞著城鄉和區域發展方面展開。“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但在城鄉和區域發展方面,如果一些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得以解決,將能產生巨大的“制度紅利”。

      從數據上看,“十四五”開局,我國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仍存在多方面滯后。

      與世界上處于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率偏低約10個百分點。我國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發展仍未達到與人口大國相匹配的規模。在城市中,有大約30%的常住人口是外來人口,有待市民化。在個別超大城市,非本地戶籍外來人口的一半已經居住超過5年,約20%居住超過10年。

      《中國經濟周刊》:在這一基礎上,您認為,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結構尚存在哪些調整空間?

      陸銘:在這一領域,存在著充分的結構調整空間。

      首先,人口集聚可加強。由于人口的空間集聚滯后于經濟的集聚,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勢地區,相對于資源稟賦,人口過多,難以提高人均收入,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進程受到人口眾多的制約;同時,在發達的地理優勢地區卻存在勞動力短缺。

      第二,土地和住房空間錯配需校正。由于大量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曾被配置到了人口流出地,導致當地土地和住房閑置,投資回報低,地方政府負債率高企;而在人口流入地(特別是沿海特大和超大城市)建設用地供應不足,出現由于短缺造成的高房價。

      第三,低密度的城市建設模式和戶籍制度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有待改善。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與發達國家歷史同期相比低大約10個百分點,與城市低密度的建設模式有關。在城市里,由于外來人口缺乏長期定居的預期,比本地城鎮戶籍人口消費平均低16-20%。研究顯示,通過城市集約化緊湊化發展,并推進外來人口市民化進程,可促進消費,服務業占比可提升3-5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周刊》:對此,您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政策建議?

      陸銘:我認為,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圍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區集聚,是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我建議,加快實施以中心城市為帶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戰略。

      首先是要強化都市圈的增長極作用。在城市群發展進程中,根據規模和功能定位差異,圍繞中心城市建設半徑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軌道交通連接起都市圈內的中心城市和周邊中小城市,強化其增長極作用。

      第二,這必然要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占比將持續提高,可以創造大量就業,特別是有利于低技能勞動力充分就業和緩解貧困。而城鄉間和地區間更為自由的人口流動,可對沖人口紅利總量下降的負面影響,有利于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緩解城市(特別是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的勞動力短缺。目前中國已全面放開城區500萬人口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因此,建議重點推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加快長期穩定居住和就業人群的落戶進程。

      第三,要同時優化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在人口持續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要優化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相關投資既可拉動經濟增長,又可擁有可持續的回報,還可以緩解城市病,減少外來人口市民化壓力,實現經濟增長、生活宜居和社會和諧三個目標的共贏。

      同時,我也建議,還必須加強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資、增強土地和住房管理的靈活性。

      《中國經濟周刊》:除了在現場有限時間內的發言內容,您對未來五年發展建設還有哪些主要建議?

      陸銘:如果能夠給我更多的時間,我可能會再深入地談三個方面問題。

      首先,是加強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資。我提了一個建議,為步入高收入國家做準備,應盡快推行12年義務教育,其重點對象是農村戶籍兒童。也建議加強在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均等化,促進留守兒童和進城隨遷子女在城市獲得更優質的教育,這既有利于流動人口家庭團聚,又有利于人力資源大國建設。特別是在超大城市,人口老齡化和產業集聚帶來大量勞動力需求,而面向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教育問題在實際生活中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對此,我建議通過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協同,增加教育投入。

      第二,要增強土地和住房管理的靈活性。與人口流入城市相對的,就還有大量人口流出城市,比如中小城市和一些農村地區。那么,土地和住房供應要與人口流動方向相一致。對此,建議在人口持續增長和房價高企的城市增加建設用地供應,加強低效利用的工業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靈活轉換,建設更多商品房和公租房,適度放松容積率管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對低成本居住形態的包容度。在人口流出地區做減量規劃,閑置的建設用地和農村宅基地復耕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進行跨地區交易和再配置。這些都需要在土地制度等方面進一步深化改革,步子可以邁的再大一點。

      第三方面,雖然我不是國際問題專家,但是我認為接下來在構建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包括中國更好地參與和引領全球化的進程中,一些舊秩序的確不太適應當下的階段了。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中國也面臨著不少的挑戰,當然同時也是機遇,就是如何在全球產生一些反全球化思潮的情況下,能夠更好在推進全球合作基礎之上的全球化進程當中發揮作用,這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推進的。

      《中國經濟周刊》:總書記在座談會上的講話已全文發布。您在現場參會,對總書記講話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陸銘:我印象最深的部分還是總書記關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論述。我很認同總書記的這個判斷,與全球發達國家或者經濟體量比較大的國家對比,在外貿依存度的指標上,中國傳統上的確是特別高,高得有點偏離別的國家的水平。因此,今天開始強調內需發展。

      內需驅動型的發展,特別能夠提升中國人民自身的福利,在一些技術領域,能夠快速實現創新驅動,實現一些產業升級,并且能夠在一些核心技術上有所突破,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國內、國際雙循環,并且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這種模式所要求的。對于這點,我印象非常深。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比較明確地回答了,社會各界曾經有過的一種擔心,就是是不是我們不重視外向型經濟,不重視對外開放了?我認為,應該說,現在是不需要有這種擔心了。至少從決策層的角度來講,是充分認識到了開放的重要性,并且也認為堅持改革、堅持開放、堅持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并且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樣的改革道路是不會發生動搖的。

      在這一點上,是釋放了明確的信號,我覺得,對于大家統一認識也是有好處。

      《中國經濟周刊》:除了建言獻策的部分,您對這次座談會還有哪些思考?

      陸銘:我更重要的一個印象,可能就是整個學者群體吧。我感到,我們整個社會科學界,在國家所需要的時候,特別是在“十四五”規劃編制的過程中,這樣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點,能夠聚集在一起,為國家的發展出謀劃策,不管是現場發言的學者還是以書面形式發言的學者,都能夠非常快速地根據國家需要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這點令我非常感動。

      國家提倡大家把自己的學術研究用來回答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重大的問題,我認為,這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我相信,這次會議的精神也將對整個社會科學界的研究者產生新的方向性的、指導性的意義,我也希望它能夠引起我的同行們更多的重視和思考。

      我也很高興和榮幸能夠成為當中的一員。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渠道能夠讓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界之間產生更多的良性互動,讓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研究成果能夠在一起碰撞交流,更好地形成一些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研究成果,總結出一些先進的理論經驗。

      長期以來,自己針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的一些基于學術研究的一些看法和建議,能夠逐漸得到采納,這說明我們的決策層在不斷適應每一個特定階段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并且采取比較及時的政策去解決當下的問題。應該說,這一點是支撐了整個中國經濟從長期來看一直能夠持續向好發展的一個非常重大的體制性的原因。

      

    責任編輯: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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